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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經濟反壟斷的經濟理論基礎
■ 易憲容 [第3500期 2021-08-30發表]



易憲容
  1958年10月生於江西上高。曾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社科院學習,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做博士後。為國際新制度經濟學學會會員。曾在湖南師範大學、香港大學、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工作?,F為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院長。專長為制度經濟學、現代金融理論和中國金融、房地產理論等,並為國內多所名牌大學EMBA課程的教授。


平台經濟反壟斷不僅是2021年中國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而且在第十四個五年(2021至2025年)計劃的規劃中,也對反壟斷工作做出明確部署??梢哉f,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間裏,中國平台經濟反壟斷將成為一種常態?,F在我們該思考問題是是,在當前全球平台經濟反壟斷的大潮中,平台經濟為何要反壟斷?平台經濟反壟斷反的是什麼?當前平台經濟反壟斷有經濟理論的基礎支撐嗎?如果沒有經濟理論的基礎支撐,而僅是基於平台企業不當的市場行為及其後果,僅是對平台企業市場地位的規模測定,這樣能夠把握平台企業的壟斷的基本特徵嗎?如果不能夠把握平台企業的壟斷行為的基本特徵,中國政府對平台經濟反壟斷能夠對症下藥嗎?所以,對於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需要從理論上認真思考及深入研究的事情。因為,只有站在大數據這個時點上,理清平台經濟反壟斷的經濟理論基礎,從理論上確立大型數字平台壟斷行為的本質特徵及其表現,這樣才能對平台經濟壟斷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和治理,才能對平台企業的壟斷行為對症下藥。

 

▲2020年10月20日,美國司法部和11個州宣布對谷歌公司發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在搜索及搜索廣告市場非法抑制競爭以維護壟斷地位。圖為美國司法部大樓。(新華社圖片)


反壟斷為了保證市場有效競爭


首先,按照語義學的理解,“壟斷”就是排他性控制和獨佔。所以,一般來說,在市場中,經濟學上的壟斷行為就是個人、組織或廠商排他性地控制某種經濟資源、產品、技術或市場。壟斷行為就是市場競爭缺失或市場失敗。反壟斷就是要禁止不利市場競爭的行為,保證市場的有效競爭,促進市場資源的有效。不過,把壟斷與市場競爭聯繫,並非是壟斷最初的含義,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才把兩者聯繫起來。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壟斷與完全競爭就是光譜系列的兩極。這個系譜的一端是廠商的壟斷,另一端是市場的完全競爭。所以對壟斷的理解又是與完全競爭的認知有關。

在新古典經濟學那裏,在交易成本碰巧為零、信息完全的、確定性的世界裏,只要每一家廠商都按照邊際成本定價,即產品價格等於邊際成本,要素報酬等於邊際產出,在這種條件下,市場完全競爭的結果不僅是有效的,也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壟斷本身或市場結構並不是什麼問題。但是由於廠商可能利用其市場地位影響市場價格,使產品價格不等於邊際成本,要素價格也不等於邊際產出。這時非完全競爭的市場是無效的,也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淨損失。這樣,廠商的邊際成本定價即是評價市場效率的經濟標準,也是判別社會收益分配公平性的價值判斷標準。這也意味着,即使廠商偏離邊際成本定價的行為不影響市場效率,社會也是不可接受的。

也正是因為非完全競爭會導致社會福利淨損失,使得對這種社會成本問題的研究轉向了實證計量階段,從而把壟斷與其截然對立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聯繫了起來的。這樣市場結構既為政府制定反壟斷政策提供了經濟理論上的依據,也為反壟斷執法提供了可操作的標準??梢哉f,以市場結構替代產品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作為評估廠商壟斷行為的標準,既可容易公開信息,也有成熟客觀的技術指標。這不僅政府反壟斷政策執法簡便易行,也給監管者給予了道義上的自信。由此,美國反壟斷執法也迎來了黃金時期(20世紀50~80年代)。

 

數字經濟有別於傳統經濟


但是,即使在傳統工業經濟範疇內,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的理論基礎遭到了來自理論上及實證研究等各方面的質疑。因為,不僅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不存在,而且廠商的決策會受到信息約束與認知的約束,廠商幾乎很難按照產品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定價,廠商偏離邊際成本定價幾乎是一種常態。更有實證研究表明,市場集中程度和廠商利利潤率並沒有很充分的依據,更何況不同行業的市場結構或行業集中度並非依賴規模經濟及制度壁壘,更多的是與廠商的研發和廣告投入有關。與經濟規模程度不同,廠商的研發和廣告投入完全是可控制的。也就是說,一旦交易成本存在,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就與經濟行動結果的帕累托最優失去了聯繫,以市場結構或行業的集中度作為廠商壟斷行為的判斷標準在理論上也就難以支撐,至少在理論上是不可自洽的。在傳統的工業經濟範疇內,市場結構對廠商的壟斷行為判斷尚且如此,那麼在大數據時代,以市場結構作為平台企業壟斷行為判斷標準更是令人質疑的。

因為,在大數據時代,數字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它已經改變了資源配置的方式,給現代經濟生活的思維方式、商業模式、交易行為、消費行為、企業管理方式帶來了巨大變革。更在於,數字作為一種有價值資產或生產要素,其數據的產權屬性、界定方式,數字經濟運行規律、定價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數字是一種非排他性、易替代性、非稀缺性的資產,與傳統經濟資產產權的排他性、不可替代性及稀缺性完全不同。還有,在傳統性經濟中,規模經濟收益是遞減,但平台經濟的規模經濟收益是遞增的;傳統市場的價格是買賣雙方對價的結果,但平台經濟的消費與服務可能是免費的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用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作為判斷平台企業的壟斷行為的標準就有可能導致誤判。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美國反壟斷佔主導的司法理念則是明晰與一貫的,堅守了1978年美國的保守派法學泰斗Robert Bork教授在《反壟斷悖論》(The Antitrust Paradox)一書中對壟斷所闡述的基本理念。該書認為政府介入反壟斷應該以全體社會利益為標準,企業合縱連橫如果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就不需要全盤加以否定。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最高法院在對企業反壟斷判決時多次採納了Bork教授的主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98年對微軟的反壟斷案的判決。按照美國傳統的反壟斷理念,都是以企業的規模大小及過度的市場支配地位(即市場結構)來判定企業的壟斷行為,結果是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拆分,而這兩家公司拆分後,它們再沒有東山再起過。

還有,從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司法部就開始關注微軟的壟斷行為;1998年美國司法部指控微軟壟斷操作系統及非法捆綁銷售,反壟斷案正式立案;傑克遜法官判決微軟違反《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要強制微軟分拆生產操作程序軟件和生產其他軟件的兩家公司;但聯邦上訴法院否決了這個判決,微軟躲過了拆分的命運。事實上,美國司法部從一開始對微軟壟斷行為的關注是多餘的,1998年谷歌的崛起,市場的競爭很快就把微軟殺得落花流水。所以,儘管當前美國政府對平台企業的反壟斷也是風起雲湧,但Bork教授關於壟斷的理論在美國政府反壟斷執法中仍然起到了絕對的主導地位的作用。


亟需加強基礎研究和理論創新


在中國,目前關於平台經濟的研究可以說只是剛剛開始,許多重大問題更是不可能有明確的答案,甚至沒有明確的方向,對平台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同樣是缺少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平台企業的反壟斷監管政策可能無法得到經濟理論基礎的支撐。所以,中國平台經濟反壟斷,無論是反壟斷政策制定,還是反壟斷執法及監管,只能在傳統觀念及理論框架下進行。比如把中國平台企業的壟斷行為歸納為算法合謀、價格歧視、平台“二選一”,大數據殺熟、扼殺式併購、自我優待等反競爭行為,並用傳統理論框架下制訂的《反壟斷法》來進行監管與治理,進行裁決與處罰。其對平台經濟反壟斷肯定會令人存疑。
 

在這種情況下,首先就得對數字平台的運行規則進入全面理論反思與深入的理論研究,以便掌握其運行規則內在性,揭示其運行規律經濟理論的基礎。這樣才能為中國平台企業的反壟斷政策制定和反壟斷執法提供理論上的依據。也就是說,對數字平台經濟的研究在沒有出現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之前,數字平台經濟肯定會對傳統反壟斷監管從規則確立到執法實踐都會形成全方位的挑戰,這就需要我們理論上進行反思及有重大理論創新,需要我們在反壟斷執法過程中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否則就容易導致由過度包容這個極端走向過度監管的另一個極端,以至於陷入監管悖論。所以,數字平台經濟反壟斷作為一種常態,首先要做是加強經濟理論的基礎研究與理論創新,讓平台經濟反壟斷的政策及執法轉變到數字經濟的觀念和背景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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