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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關500日,內地港青為什麽不回港?
本刊記者沈雨青 [ 2021-09-03發表]
2020年2月18日起,內地與香港正式施行14日強制檢疫政策,時至今日,內地與香港“封關”已逾 500天。

“封關”期間,港漂被困“港村 ”,大呼生活艱難;與之對應的,則是無數扮演著“創業者”、“打工人”和“學生”等角色的港青,為事業或學業留守內地。

 

“這麽近,那麽遠”


“我住在黃貝嶺 ,用我的話講就是‘這麽近,那麽遠’。” 深圳市劍譜創意科技有限公司業務經理蔡友翔告訴記者,自己的深圳住所與香港只有100米的距離,但往返至少需要隔離21日,所以疫情之下,他已經一年多沒回香港。
 
深圳一些地區與香港新界可以稱得上“隔河相望” 沈雨青攝

蔡友翔只是萬千內地港青的一個縮影。

“很多我們這種港青要換(香港)身份證都回不去,還有家裏繳費都綁定我的信用卡,但現在我的信用卡過了期,一直處理不到。”蔡友翔告訴記者,即使生活中經常遇到一些細碎的問題,他也沒辦法回港處理,因為隔離時間實在太長了。

“我很想念長洲的大魚蛋和泳灘,想和朋友一起去郊外呼吸新鮮空氣。”“還有葵芳廣場,吃的用的都比較便宜,我中學時期最喜歡去逛那裏。”暨南大學學生,香港青年何樂桐說,疫情以來自己一直沒回香港,經常想念在香港和朋友一起的快樂時光。

在被問及在香港最掛念的事物時,不管是創業者、“打工人”還是大學生,幾乎給出了完全一致的答案。

“其實我本來都是周圍走,但是長久不回去,最掛念父母。”

“因為爸爸媽媽都在香港,去年本來以為放暑假可以回家了,但是直到現在還是留在內地。”

“沒回香港,當然最惦記父母,雖然現在語音視頻也很方便,但陪伴在父母身邊還是很不一樣的。”

 
港灣創新技術有限公司CEO,第一批赴深創業的港青陳升 沈雨青攝

“現在做事就像‘隔山買牛’ (隔得很遠進行交易,無法仔細觀察貨物品相)。”港灣創新技術有限公司CEO,第一批赴深創業的港青陳升指,不去香港,無法直觀感受城市的脈動,更無法把握好城市的經濟節奏。
 
俯瞰香港 新華社圖片

“我們現在活動很多都開展不了。我自己在參會前,也會習慣性弱弱地問主辦方一句,可以線上參會嗎?”

陳升說,粵港澳大灣區原先是1小時生活圈,自己身處深圳,2小時以內就可以出現在香港會場,現下需要隔離、驗核酸,人員流動匱乏,很多日常工作都無以為繼。

“所以今年的年度目標,只能達到一半,原本半年能做完的事情,現在要一年才能做完,以前接待參訪團,一來一兩輛車,現在交流團連一車都沒坐滿。”

 

這麽難,為什麽不回港?


“我工作重心在內地,長期不露面很麻煩。”陳升說,14到21天的隔離期,失去自由之余,如果有兩三周的時間,自己不出現、不互動,對日常工作的影響還是很大。
 
深圳 新華社圖片

“隔離都是無謂的開銷,浪費時間,浪費金錢。”“香港人口密集,香港醫療體系人手不足,容易疏忽管理,再加上一些人抗拒配合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為香港抗疫又增添了更多不確定因素,而且內地玩的吃的也比較多,價格也更便宜。”相比職場人士,何樂桐告訴記者,自己不回香港一是覺得內地抗疫措施比香港更完善,二來也是為了節省開銷。
 
香港街頭 新華社圖片

“我不夠膽回去。”蔡友翔說,疫情期間他幾乎沒有回香港。“其實我們現在回去香港不是很困難,2個小時而已,但是回深圳要隔離14日,同其他人不一樣,我不是自己正式在這裏做生意,如果我走了,可能會有人取代我,所以我是不夠膽走。”
 

“我更傾向於留在內地”


“熱情”與“人情味”,是記者在采訪中聽到的關鍵詞。

出人意料的是,在內地生活的港青眼裏,內地是比香港更富有人情味的地方。

“在香港就只有朋友幫,但內地很多人願意主動幫助陌生人。” 蔡友翔指,內地的包容力非常之強,即使在面對生活環境完全不同的香港青年時,內地還是會有很多人願意主動幫助他們,而這份關心,恰恰是蔡在香港沒有感受到的。

 
深圳 新華社圖片



“內地更有人情味一點,比如海底撈,服務熱情周到,不像香港,用餐高峰期就門庭若市,但是餐廳工作人員容易‘黑口黑面’。” 何樂桐也頻頻向記者提及人情味這個關鍵詞。



她認為,內地氛圍比香港更加融洽,“在香港職場都是收order做事,可能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或許沒有很多工作之外的交集。”



“而且香港的下一輪發展,還是靠內地作為引擎來帶動,現在這個時期所帶來的機會,對於自己和企業的發展都很關鍵,所以對自己而言,還是傾向於留在內地。”陳升相信,內地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引擎,“在內地,是可以看到自己想發展的路徑是怎麽樣的,對於我個人來說,內地市場還是廣闊很多,會有比較多的選擇。”

“內地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廣闊的發展前景,我本身從事的行業,是將內地的資源帶到海外,所以內地對我來說是最理想的地方。”對於內地未來發展,蔡友翔同樣表示充滿信心,他說這也是他選擇堅守內地的原因。

 

危中尋機


“雖然現在我們要辦一場活動,或者約一些會議很難,但危中有機,我們也在發掘這場疫情帶給我們的機遇。”

陳升指,他們正在賦予疫情中一些沈悶的、無趣的時間段(隔離期)以新的意義,並試圖將其變成一個自我提升的機會。“我們正在與香港科技大學及一些機構合作舉辦線上課程,幫助隔離期的同學,通過線上平台提升自己。”“ 我們同時也在爭取與上水鳳溪學校進行合作,讓上了一年多網課的孩子們,能夠在線下相見。”

 
蔡友翔指,這場特殊的會議將不同場地的人,置身同一個虛擬會場進行對話
 

而這樣的虛擬會場,依賴的是流暢的通信技術 受訪者供圖

“我們有一個論壇,利用科技將不同地方開會的人們貼在一個畫面當中,在觀眾眼中,我們仿佛在一個場景內進行對話,這我覺得就很有趣。”蔡友翔也提到,在疫情之下,他所在的港資企業,同樣在為無法來深交流的同事提供新的溝通渠道。

“同時,港青一直在國家的鼓勵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但在項目的前期建設中,如果粵港澳三地的民眾或者企業少了交往,(交流的)效果也會不好,所以希望在這麽好的政策和時機之下,粵港澳能盡快恢復交往。”

陳升建議,在通關政策上,兩地政府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能逐步縮短隔離時間,或者逐步商討新的,對社會和經濟影響相對較小的防疫措施。“例如隔離期減少到一周,對我們需要往返深港的港青來說,已經是很大的便利。”

“我覺得香港年輕一代,已經錯過了一些很好的時光。”在采訪最後,陳升指,香港國安法出台後,香港由亂到治,有更加寧靜的社會氛圍,希望疫情結束後,香港在新的征程上,能找到新的目標定位,重拾“東方之珠”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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